前往机场途中，我直截了当地问他，万一越南真的进攻柬埔寨，他打算怎么做。他可会任由泰国脆弱无助地自生自灭，冷眼看他们受尽威胁恫吓，然后向苏联靠拢？他撅起嘴唇，眯着眼睛喃喃地说：“那得看他们这一步走得多远。”我说，泰国首相如此公开而全心全意地在曼谷接待他，他得有所行动才行，克良萨将军还得靠中国来维持某种势力均衡。邓小平看来非常困扰，他再喃喃地说：“那得看他们做到什么地步了。”
几个星期后，有人把北京《人民日报》刊登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拿给我看。报道的路线改变了，纷纷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花园城市，说这里的绿化、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。我们不再是“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”。他们对新加坡的观感到了第二年，也就是1979年10月，再进一步改变。当时，邓小平在一次演讲中说：“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。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。首先、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%税额归国家所有；第二、劳动收入都归工人；第三、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。这些都是（国家的）收入。”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，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。
1979年1月底，邓小平访问美国，并在美国没有承诺摒弃台湾的情况下，同卡特总统恢复中美邦交。他要确保中国如果采取行动攻击和“惩罚”越南时，美国不会同苏联站在同一阵线。这正是他急着要访问美国的原因。
我当时正在香港粉岭总督府宾馆度假，打高尔夫球，在那儿遇上一位曾经任职于《泰晤士报》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·博纳维亚。他认为邓小平的警告不过是空口唬人，因为苏联海军已驶入南中国海。我说我刚在三个月前跟邓小平见过面，他绝对是个说话谨慎的人。两天后，也就是1979年2月16日，中国军队攻入越南北部边境。
